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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激励了美国建国之父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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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7-06-06   作者:匿名   2007年第20期    点击数:15592
《我们的第一次革命:一场激励了美国建国之父的英国政变》(Our First Revolution: The Remarkable British Upheaval That Inspired America's Founding Fathers)迈克·巴仑(Michael Barone)著,王冠出版社(Crown)2007年5月8日出版,精装本352页,定价25.95美元。

让我们继续上一期有关盎格鲁-萨克逊文化的话题。《1900年以来的英语民族史》(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Since 1900)一书的作者安德鲁·罗伯茨(Andrew Roberts)2007年5月29日在《华尔街日报评论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资深政治评论家迈克·巴仑的新著《我们的第一次革命:一场激励了美国建国之父的英国政变》。罗伯茨在文章里对巴仑将以英国和美国为首的英语国家的成功溯源至1688年光荣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的做法大表肯定,对其称光荣革命为“我们的第一次革命”更是赞赏有加。

这里实际上涉及了盎格鲁-萨克逊主义者的一个最为基本的历史观:在罗伯茨和巴仑这样的盎格鲁-萨克逊主义者眼里,发生在1688年的历史事件,并不仅仅是一场天主教徒詹姆士二世国王被他的侄子和女婿,新教徒威廉三世所强迫取代的普通宫廷政变,而是一场改变了英语民族历史、改变了世界进程,甚至改变了一切的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因为在盎格鲁-萨克逊主义者看来,英语国家赖以成功的市场经济、宪政民主、法治、宗教宽容、资本主义和新教伦理,以及反对霸权的外交理念,正是通过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打下基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光荣革命不仅仅是英国的一场革命,也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英语民族的第一次革命。

巴仑在《我们的第一次革命》一书里特别阐述了美国的1776年独立革命和光荣革命之间的直接传承关系:他认为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弗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美国的建国之父们之所以要起来革命,正是为了要保卫光荣革命所奠定的各项权利。同样地,和签订了《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的美国建国之父们一样,偷偷地把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请来英国的那些辉格党贵族们--其中包括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祖先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也属于叛逆者和叛国者。

但与通常所谓的叛逆者和叛国者不同的是,他们所做的一切是出于保卫那种古老的、与生俱来的、合法的自由传统的目的。在巴仑看来,美国的建国之父们正是在他们的英国先辈的激发下才起来进行独立革命的;没有了光荣革命,就不会有日后的独立革命。

细读《我们的第一次革命》一书对1688年那次政变的详细描述,可以明白当时情况之紧迫,以及其为何会被盎格鲁-萨克逊主义者称为改变了英语民族和世界历史的事件。在辉格党人屡屡感到他们的法律和自由传统被詹姆士二世国王侵犯后,他们虽然已经下定决心要迎接与他们有同样信仰新教的威廉亲王来英国,但一切都是在不见光的情况下进行的,其中的“阴谋”中还有着“阴谋”,环环相套,任何一个环节一旦出事,很可能就会全盘皆输。

倘若真是那样的话,法国风格的专制主义就会在英国土地上生根发芽了。要知道,当时的法国模式可是风行于欧洲大陆,而且大多运行良好,尤其是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至少从表面上来看,是那个时代全球最盛兴和最强大的王朝之一。在这种情况下,生为天主教徒,与法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詹姆士二世在英国实施法国模式,是很有可能的。

事实上,詹姆士二世当时已经在着手准备了:他已经开始大肆收买选票,试图影响下议院的选举;同时还试图在英国恢复天主教,甚至不顾禁止天主教徒担任公职的惯例,委任大批天主教徒到政府部门、教会、大学和军队去担任重要职务。

更重要的是,1688年的6月20日,詹姆士的儿子诞生了,并接受了天主教洗礼--这意味着詹姆士信仰新教的大女儿,即威廉的妻子玛丽(Mary)失去了继承王位的希望,也就是说,倘若辉格党人不进行光荣革命的话,詹姆士二世之后的英国将继续被一个天主教国王统治。在此背景下,一个非生即死的两难选择摆到了辉格党人面前,要么立即将威廉亲王接来,要么永远也不要再想此事。

辉格党人当机立断,选择了前者。历史从此发生了改变:革命之后的英国人颁布了《权利法案》,以保证公民权利不受侵害,保证一个受到制约的有限政府和三年改选一次的议会能够顺利运行;成立了英国中央银行,大力发行国债以发展工业和金融业,使得商业主义和自由企业精神能够在英国茁壮成长;颁布了宗教宽容法案,给予新教徒以合法身份,使得新教伦理更加地深入人心;实行了反对法国的外交政策,为英国的发展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等等。正是这些措施使得英国能够率先完成工业革命,为其日后的强大打下了基础。

的确,这次没流血的宫廷政变的影响是历史性的:其直接的成果(英国的强大)和间接的成果(美国的强大)一起先后主导了此后的世界历史进程将近三百年之久,而且这一态势迄今仍没有改变的迹象。

在《我们的第一次革命》一书对光荣革命的描述里,所谓“历史是众多偶然事件综合促成的意外结果”这一说法,再次得到了戏剧性的印证。当时,詹姆士的两个女儿玛丽和安妮(Anne,她在威廉三世之后继位,成为安妮女王)之所以会背叛其父,并非出于认同辉格党人的理念,更不是为了英国的道路之争,而仅仅是为了她们自己的王位。而威廉之从荷兰登陆英国,根据巴仑的说法,与其说是为了英国人的自由传统而战,毋宁说是为了对自己的祖国忠诚--为了荷兰在与英国结盟后,不再遭受法国的欺压。

不过,另外一些意外的戏剧性事件则又似乎给光荣革命染上了一种“天命”的神秘色彩。要知道,詹姆士二世向来是一个英勇的人。就在此前的二十年,他还在美洲殖民地上打败荷兰,夺取了纽约。纽约(New York)便是根据他当时的封爵--约克公爵(duke of York)而命名的。谁料想,到了1688年,老对手荷兰人登陆英国后,他竟然如同中了邪一般丧失了斗志,事事优柔寡断,以致不战而溃,急急逃往法国。待到后来他率领法国援军再度回到英国,决心与威廉决一死战时,却已为时已晚,再也无力回天了。

虽然也有历史学家将詹姆士二世的亲信约翰·丘吉尔的临阵倒戈视为其失败的主因,但巴仑不这么认为,因为詹姆士对于信仰新教、娶了安妮公主的使女,并与安妮阵营交好的丘吉尔早已起了疑心。在巴仑看来,是詹姆士自己中邪般的优柔寡断和丧失斗志,而不是什么别的因素,成为其失败的主要原因。



刘见林,《华盛顿观察》2007年第20期,6/6/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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