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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介绍:《伏尔甘的崛起:布什的战争内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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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7-03-31   作者:匿名   2004年第11期    点击数:14808
《伏尔甘的崛起:布什的战争内阁史》(The Rise of the Vulcans: The History of Bush's War Cabinet)詹姆士·曼恩(James Mann)著,维京出版社(Viking Press)2004年3月8日出版,精装本448页,定价25.95美元。

伏尔甘,古罗马神话中的火和锻冶之神。它在人们可能还未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悄悄地主导了美国的外交理念。而其中的代表人物们就是现在小布什政府中的政治干将。

早在2000年参选美国美国总统的时候,小布什就表示,要笼络一批富有才干和经验的精英,以弥补其在外交事务上的经验不足。他所说的这些人包括副总统切尼(Dick Cheney),国务卿鲍威尔(Colin Powell),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Condoleezza Rice),副国务卿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和副国防部长沃尔福维茨(Paul Wolfowitz)。他们大多是具备数十年安全和外交经验的老将,自称为伏尔甘(Vulcan)。

前《洛杉矶时报》记者詹姆士·曼恩的《伏尔甘的崛起:布什的战争内阁史》一书,即旨在追溯这些人的政治生涯和观念发展史。在他看来,正是这些自称伏尔甘的人决定了小布什政府的重心和方向,不了解他们,就难以明了今日美国的对外政策是如何形成的。

有很多人倾向于认为,小布什政府内部存在以鲍威尔为首的鸽派和以拉姆斯菲尔德为首的鹰派,他们在对外政策上有着根本的分歧。曼恩不这么认为。他在《伏尔甘的崛起》一书中指出,这些伏尔甘们有着在前几届共和党政府,如尼克松政府、里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中长期共事的经历;他们虽然可能在一些具体措施上存在分歧,但信奉的哲学原则却是相同的,即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必须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在必要的时候坚决采取“先发制人式”的打击;美国的关注点应该由以往的全球经济事务转移至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上来;有必要向全球有系统地输出美国式民主价值观,因为总体而言,美国及其价值观念的存在是世界往好的方向发展的一个促进因素;对美国的能力和未来应该抱以乐观态度,等等。

最能体现伏尔甘外交哲学的案例当然是伊拉克战争。在这一点上,曼恩也持异于常人的观点,认为伊拉克战争并非是小布什政府一次反常的外交冒险行动或是对9.11事件的纯粹下意识反应,而是拉姆斯菲尔德和鲍威尔等六位伏尔甘经过35年时间逐渐形成的——这是《伏尔甘的崛起》一书的另一主题:伏尔甘哲学的发展历程。曼恩在书里详细地叙述了这一过程。六位伏尔甘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赖斯。作为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的门徒,赖斯原来是一个信奉基辛格外交传统的实用主义者,但她后来却成为以“先发制人”打击为基调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最主要推动者。

曼恩详尽地描述了伏尔甘的主要理论来源,在伊战后备受瞩目的新保守主义的“崛起”过程。在七十和八十年代,他们反对对苏联推行缓和策略,主张实行更为自信、更富道德色彩的立场;到九十年代,在当时的国防部长切尼的支持下,沃尔福维茨主持起草了鹰派色彩非常浓厚的1992年国防计划指导文件,但未被老布什采纳;直到9.11后,他们的立场才最终被小布什政府接受。曼恩认为,9.11极大地加速了小布什政府重新审视一直以来占据国家安全战略指导地位,以遏制政策和多边主义为核心的冷战理论的意愿,并促使伏尔甘们意识到美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因而需要一种新的战略指导思想。在这以后,美国迅速地退出反导条约(ABM Treaty),改变原先的动用核武器立场,将反恐战争转变为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战争,并最终对伊拉克动武。曼恩在书中写到,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决定“事实上浓缩了伏尔甘对世界看法的所有的关键元素”,同时也“折射了伏尔甘在过去的30多年来逐步发展起来的外交理念”。

从某种意义上讲,曼恩本书真正的主题是美国越战后对世界看法的转变历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越南战争将美国的“干涉主义”和世界责任感提升到极点后,又降低至最低点,美国人一度变得消沉。但经过越战后30余年的发展,美国的实力再次强大,尤其是冷战最终以苏联的解体告终,美国成为全球惟一的超级大国,这一切让美国的雄心再一次蠢蠢欲动。这一雄心被9.11唤醒;伊拉克战争则是其成形的标志,曼恩这么认为。

曼恩的《伏尔甘的崛起》试图一方面将伏尔甘中的每一名重要人物作为个案,同时又将他们整体作为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团体来研究。这种构思不乏先例。二战末期,就有学者如此描述过曾塑造美国外交政策的以艾奇逊为代表 “智者”(the Wise Men)。在肯尼迪时期,也有人对将美国推入越战的“出类拔萃之辈”(the Best and Brightest)的政治精英做了这样的勾勒。

但是,经过半个多世纪培育起来的自由派国际主义思想(liberal internationalism)在包括美国人在内的许多人的心目中已扎根颇深。这一理念强调国际机制和多边主义,显然与伏尔甘们的单边主义的强硬政策格格不入。对这一派的思想家来说,他们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这一多年的信念在伏尔甘哲学面前被粉碎而束手无为吗?



刘见林,《华盛顿观察》2004年第11期,3/3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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